多边协调与单边行动交织之下，国际税收议程呈现多极化、复杂化的演进趋势。在维护税收公平、促进经济发展与适应新兴经济形态之间寻求平衡，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国际税收政策讨论的核心议题。

当前，全球税收治理格局在多边协调与单边行动、传统税制与新兴业态的复杂互动中持续演进。备受关注的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谈判进程近期取得新进展，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二届会议计划于今年7月在纽约举行并讨论实质性条款，或为观察全球税收治理的多极化趋势提供了新窗口。

在今年初《国际税收评论》刊发的《2026年有哪些重要国际税收议题》一文中，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莱文法学院教授明迪·赫兹菲尔德系统梳理了当前国际税收政策变化及未来议题，认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推动的数字经济税改进程遭遇瓶颈，联合国在国际税收治理中的影响力持续上升，数字服务税、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等新兴议题，促使传统税收规则不断面临适应性挑战，适用边界被持续拓展。

多边税改进程分化与治理格局变化

过去一年，最受关注的国际税收改革议题仍是OECD推动的“双支柱”方案，但热度显然已经降温。支柱一旨在通过多边公约将大型跨国科技企业的部分利润重新分配至市场所在国，其核心机制“金额A”需美国等国完成国内批准程序方可生效。然而，随着美国国内政治议程变化，该批准程序被搁置，导致支柱一在事实上陷入停滞。

支柱二全球最低税制度虽在更多司法管辖区落地，但面临的争议与挑战也有所增加。美国国会提出的“报复性”税收提案一度引发关注，其主张对实施全球最低税国家的对美投资征收额外税收。尽管OECD尝试通过“并行运行”等过渡性安排缓和分歧，但该制度的长期稳定性和一致性仍存较大不确定性。未来讨论可能更多聚焦于安全港规则的延长、有效税率计算方式的简化等技术性问题，这些细节关乎制度运行成本与各国的实际遵从意愿。同时，美国国内税改中，业界曾期待的税基侵蚀与反滥用税（BEAT）的全面调整，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仍然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全球最低税博弈中美国政策的回旋空间。支柱一的搁浅与支柱二的持续博弈，折射出通过多边机制协调全球税收利益方面的困难，也促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审视OECD在这一进程中的能力与角色。

与OECD税改进程的曲折相比，联合国在国际税收治理中的影响力显著上升。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下，联合国大会已授权设立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启动建立国际税收合作多边公约的谈判程序。如上所述，该公约的实质性条款谈判已定于今年7月在纽约推进，这被视作全球税收治理格局调整的关键信号。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在税收协定范本的更新中，倾向于赋予各国税务机关在协定与投资协定适用关系上更大的解释空间，这意味着税收规则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影响力可能进一步增强。不过，这一进程仍面临挑战，主要经济体的参与度和未来公约的法律约束力问题，是决定其能否真正发挥影响力的核心。美国此前已退出相关授权条款的磋商，预示着未来谈判成果能否获得普遍支持仍存疑问。

美国国内税收与贸易政策的联动效应

在多边进程波折的同时，美国国内税收与贸易政策的调整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2025年生效的《大而美法案》对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所得（GILTI）、境外税收抵免（FTC）以及境外衍生无形资产收入（FDII）扣除制度等关键条款进行了修改。这些调整虽整体幅度有限，但FDII扣除与GILTI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跨国企业知识产权布局和全球组织架构决策的政策环境更趋复杂，直接影响其投资流向。

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关税政策在2025年频繁被用作应对贸易争端和筹集财政收入的工具，其地位在财政和对外政策中明显上升。例如，加拿大、法国等国实施的部分数字服务税已被纳入美国贸易谈判框架，成为税收与贸易政策相互交织的典型缩影。这一趋势表明，国际税收博弈的“战场”正在从传统的税收协定网络向贸易领域扩大。

美国税收政策走向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政策观察人士关注美国国会是否会通过预算协调程序推动新的税改法案。若立法窗口开启，一些此前搁置的议题可能重现。若美国判定其他国家在全球最低税制度中未充分考虑美国企业利益，“报复性”税收条款等措施可能被重新提起。在监管层面，美国财政部表示将重点评估《减税与就业法案》以来形成的监管规则是否适应当前经济环境，推进放松监管议程。

另一重要变量是美国关税政策的司法审查。美国最高法院正在审理两起与总统关税权力相关的重要案件，其裁决结果或将对未来政府运用贸易与税收政策工具的边界产生深远影响。

数字经济新业态带来的税收挑战与规则演进

除传统议题外，新兴经济形态正为全球税收议程注入新的复杂性。数字经济征税方面，一些国家针对大型数字平台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做法，引发美国强烈反对。当前，美国更倾向于通过贸易谈判而非多边税收协定来解决争端。这一策略带来了新挑战：若部分国家通过其他税种实现类似的歧视性或针对性政策目标，应如何应对？此类新型税种能否适用境外税收抵免，成为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

人工智能（AI）的飞速发展对税收制度产生深远影响。文章指出，全球AI基础设施投资规模预计达1.5万亿美元，巨大的资本支出可能影响企业税基。同时，AI投资高度集中于少数科技巨头，其复杂的资本与知识产权架构对传统独立交易原则和利润归属规则构成挑战。此外，AI数据中心对电力的爆炸式需求，在部分绿色能源税收激励政策有所调整的背景下，是否催生新的能源税收激励需求，也成为新的政策议题。

在加密货币和数字资产领域，尽管美国监管机构持较为积极的态度，但税收规则的不确定性依然显著。加密资产交易收益申报、亏损确认以及传统证券领域“洗售规则”是否适用等问题，目前国际上仍缺乏明确、统一的制度安排。这种规则缺失不仅增加了投资者合规成本，也制约了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

总体来看，2026年的国际税收环境进入深度调整期。OECD主导的多边税改遭遇逆风，联合国平台的影响力上升，全球税收治理呈现多极化发展态势。同时，美国国内政策与关税工具的运用持续产生外溢效应，而人工智能、数字资产等新业态则从底层挑战传统税收规则。对于各国政策制定者、跨国企业及研究者而言，在维护税收公平、促进经济发展与适应新兴经济形态之间寻求平衡，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国际税收政策讨论的核心议题。

（中国税务报社何振华税收宣传工作室供稿。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益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南县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