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体育赛事获得公共财政补贴，体育赛事的经济影响评估，尤其是事前评估，长期以来被地方政府视为决策的重要依据。近年来，大量外国学者通过研究证明，此类评估在方法论上存在缺陷。

在《体育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财政损失及财富再分配问题》这一研究中，美国旧金山大学学者诺拉·阿加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学者玛丽克·塔克斯提出以“财政分析”替代“经济影响”，作为决策工具的理论主张。该研究认为，体育赛事带来的税收回流只占微小部分；而赛事的实际成本（超支、破产、间接支出）几乎全部由公共部门承担，进而造成净财政损失与累退式的财富再分配。

区分“经济影响”与“财政收益”的核算差异

研究对经济影响与财政收益这二者的差异进行了阐述。经济影响衡量的是一个区域内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变动——包括企业收入、员工工资、上下游供应链的连锁反应。这个数字相当可观，但财政收益是指政府通过税收从中实际提取的部分，如增值税（销售税）及各项缴费收入。在大多数国家，地方政府能够留存的税收收入比例远低于公众想象。

根据计算公式，财政净收益=（赛事直接支出×地方有效税率）－政府直接补贴－间接公共成本，只要该公式结果为负，即产生财政损失。研究认为，赛事直接收入必须达到补贴金额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才能回本。以2021年西班牙圣菲尔明斗牛赛为例，该项赛事的政府成本（补贴）为17.8万欧元，直接支出（游客消费）为300万欧元，地方政府获得的税收收入为6.9万欧元，难以覆盖高昂的公共成本。增值税和销售税的大头通常归属于国家或州级财政，因此对于这类赛事，地方政府几乎难以依靠获得的税收收入保证财政回本。

如果放到规模更大的赛事，如2013年的美洲杯帆船赛，该赛事在旧金山举办前被预测将产生14亿美元的经济影响。赛事结束后的财政核算显示，尽管赛事带来了商业活动和游客消费，但由于税收留存比例有限且公共支出高昂，当地政府需承担约1150万美元的净财政损失。

即便是超大型赛事，其经济效益对于当地财政的转化也十分有限。以2004年美国休斯敦超级碗为例，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在赛前预测，该届超级碗将为休斯顿带来约3亿美元的经济影响。这一数字被广泛传播，成为公共补贴决策的重要依据。然而，赛事结束后的财政审计显示，休斯敦市政府实际获得的净税收收入仅为91.3万美元，最终转化为地方财政收入的占比不足0.3%。这意味着，即便赛事的直接消费预测完全准确，当地税收结构和税率也决定了政府只能从中提取极其微薄的份额。

这些案例说明，除非赛事吸引的直接消费收入达到补贴金额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否则税收根本无法覆盖成本，而这种量级的数额在绝大多数中小城市并不现实。研究认为，以经济影响作为公共补贴的决策依据，即便经济影响估算准确，财政收益也无法等比例增加。这本质上是一种指标错配，极易导致政府在无预期的情况下承担净财政损失。

公共部门为何总是承担私人的亏损

研究中将赛事导致的财政损失归为五类原因：一是公共成本高昂，尤其是当赛事资源需求超出城市供给能力时；二是超预算现象普遍；三是地方组委会破产与债务转移，政府因合同义务被迫兜底；四是赛后设施闲置或维护成本高昂；五是间接公共支出，如警务、城建等费用。

研究分析了挪威卑尔根市2017年举办的世界公路自行车锦标赛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国际自行车联盟作为所有者，收取了700万欧元的权利费，并获得约920万欧元的净利润。然而地方组委会的预算从最初的890万欧元膨胀至最终的1920万欧元，涨幅达116%。组委会最终宣告破产，留下570万欧元的债务。政府除了直接补贴组委会1080万欧元之外，还额外承担了1510万欧元的间接公共支出。加上承接的组委会债务，公共部门的最终支出高达3160万欧元，较最初计划超出255%。

这些损失最终表现为政府资金的净流出。当政府为赛事超支买单时，资金来源只有两个选项：削减公共服务，或增加税收。无论选择哪一项，实际的经济负担都会落在本地居民身上。而在此过程中获得收益的，则是赛事相关的私人企业、承包商和国际体育组织。这种从多数纳税人向少数利益相关者的资源转移被研究者视为累退式再分配，研究者认为这将造成中低收入群体在总收入中的相对份额进一步下降。

财政分析的具体模型与决策应用

针对上述问题，研究提出，应该以具体的财政分析取代常见的成本—收益分析。区别在于：财政分析不评估难以量化的社会效益（如文化影响力等外溢效应），只聚焦于公共资金的现金流入流出。

财政分析的操作逻辑更为朴素：对于每一项申请公共补贴的赛事，政府只需进行两步计算。第一步，估算赛事可能带来的外来直接支出——这一数字可以从赛事组织方提供的经济影响报告中提取，即便该报告存在夸大，也仍可作为“乐观上限”使用。第二步，将该支出乘以本级政府实际能够留存的税率，得出实际财政回款金额。将这个数字与政府拟投入的补贴金额及可能产生的间接公共成本进行比较，即可得到净财政损益。

对于无法或无力进行经济影响调研的赛事（如中小赛事），研究建议使用“参照类预测法”进行统计分布预测。以捷克乌斯季纳德拉贝姆市（人口9.3万）为例，面对私人承办方要求政府补贴5万欧元的申请，决策者参照同类规模半程马拉松的数据，计算不同税率下的财政回报区间，从而判断补贴金额是否合理。

但作者也提到，研究并非主张以财政盈亏为唯一衡量标准。政府有责任提供公共产品，体育赛事也确实可能带来社会效益、城市知名度和居民自豪感。关键在于，对于非货币收益，当地政府须审慎思考两个问题：以举办赛事的净财政损失，换取“城市推广”和“体育参与”是否值得？支出是否真的实现了目标，还是仅仅流向了赛事所有者的利润？由于现任执政官员往往在离任后才面对财政恶果，面对大型赛事的流量红利时，当地政府更应利用明确的财政投资回报率数据，将补贴控制在既能提供公共产品效益，又不至于因过度支出伤害当地居民的水平，同时要求利益相关方（如国际体育组织、赛事运营方、私人企业）分担更多风险，而非无偿享受公共补贴。

（作者单位：中国税务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