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此前英格兰队在半决赛中1比2不敌阿根廷，连续二届世界杯止步四强。小组赛两胜一平头名出线，最终却再次倒在距离决赛一步之遥的地方。一个发明了现代足球的国家，为何始终无法延续1966年的荣光再夺冠军？

英国足球专栏作家西蒙·库珀与经济学家史蒂芬·西曼斯基合著的《足球经济学：为什么英格兰总是输》一书中，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这一问题。该书2009年首版，全书以英格兰队为样本，考察了国家队战绩的结构性决定因素、职业俱乐部的经营逻辑与球迷行为的制度性成因。

国家队战绩：结构性条件的限制

单场比赛无法预测，但长期来看，一支球队的成绩与国家经济实力、人口规模、国际比赛经验等因素存在相关性。库珀和西曼斯基对全球189个国家、两万多场足球比赛进行数据分析后，将三个变量对比赛结果的影响进行排序：国际比赛经验的影响最大，若球队的国际比赛经验为对手的一倍，优势相当于半个进球；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相对较小，当国家人口是对手的两倍时，人口优势仅相当于十分之一个进球；两倍的GDP也仅相当于十分之一个进球。

但这些因素也仅用于理论分析。1998年世界杯英格兰对阵突尼斯，英格兰人口是对手的5倍，人均GDP是对手的4倍，国际比赛经验是对手的2倍，模型综合预测应以1球获胜，实际比分2比0。

此外，作者认为，英格兰足球的人才结构存在一定问题。英格兰足球的选材池长期集中于教育程度偏低的群体，这一结构数十年未曾根本改变。1998年—2006年三届世界杯，英格兰队34名球员中仅15%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绝大多数球员16岁便离开学校。足球行业轻视战术研究，导致球队在重大赛事中八成进球集中在上半场，下半场体能和战术双双崩盘。另外，英吉利海峡使英国游离于西欧密集的足球交流网络之外，造成“单打独斗”的局面。

商业悖论：英超为何“不赚钱”

书中认为，1990年—2000年，全英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缺乏长期商业规划。在英国的足球文化中，球迷作为“情感股东”要求俱乐部将全部收入投入球队而非股东分红，这使俱乐部本质上成为情感驱动的特殊组织形式。英国足球俱乐部与城市之间不是品牌与消费者的关系，而是身份共同体。现代足球诞生于19世纪的英国工业城市，工业化使农民脱离乡土，足球俱乐部成为寻找身份认同的载体。曼联、拜仁、AC米兰、巴塞罗那，全部扎根传统工业城市。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经济萧条时，球员主动降薪维持俱乐部运营，小俱乐部困难时大俱乐部主动提供补贴。

但球迷的呐喊无法全部转化为俱乐部付费——转播费付给了电视台，球衣溢价归给了赞助商。盈利困难、经营低效是必然结果。作者认为，2017—2018赛季曼联营收高达5.9亿英镑，却以3700万英镑的净亏损，成为英超六强中唯一亏损的俱乐部，其中一个原因是其薪资支出飙升至2.96亿英镑，吞噬了绝大部分增量收入。相比之下，美国通过“工资帽”制度限制将球员薪资占俱乐部支出的比例控制在50%左右，而欧洲足球俱乐部这一比例普遍在65%—80%，天文数字的薪资和转会费消耗了俱乐部绝大部分增量收入，使球场流量未能高效转化为利润。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镇海区税务局）